▓禾刀

据《现代快报》报道 到5日止，造成6名民警牺牲的上海“7•1”袭警案受伤民警升至5人。目前，上海市公安局已就此案报请市人民检察院批捕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杨佳。(7月7日《楚天都市报 》)

经查实，疑犯一没当过兵，二没经过特殊训练，但就是这样，也对一个“保一方平安”的警局造成了6死5伤的沉重惨剧。这就不由引人引发这样的思考，作为一群同样赤手空拳的普通百姓，面对同样“狡滑”的疑犯，料也很难造成这样惊人的后果。因为普通百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至少会及时脱离危险处境，然后再考虑如何制服行凶者。事实上也是，在11位受到伤害的人员当中，报警的却是那位受伤的保安。

现实工作中，许多警察执法虽然离不开高危险性地博斗，但更多情况下，依赖的是警察形象及装备的强大威慑力去制服疑犯。这种特殊的执法方式，令他们处在一定优越地位。一旦这种优越感的平衡被突发事件打破时，作为执法者，理当具备更多超出普通人的能力，有更多的办法，对付这些哪怕发生概率极低的特殊情况。

此次汶川大地震，安县桑枣中学师生无一伤亡。这种奇迹的创造，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其实十分“笨拙”。从2005年开始，校长叶志平每学期都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演习，工作做得非常仔细，每个班的疏散路线、楼梯的使用、不同楼层学生的撤离速度、到操场上的站立位置等，都事先固定好，力求快而不乱，井然有序。在此次地震中，两千多师生，仅用一分半钟顺利疏散，叶志平也因此被网友誉为最“牛”校长。

世上本来没什么最“牛”，只有事前考虑得周不周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应急机制的结晶。只有当他们做好了随时置身于最危险境地的准备，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才可能收获最大的平安。而这个准备，就是一张全覆盖无死角的应急机制体系。

不妨把思路尽可能拓展得更开一些。一方面，我们一直期望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绝对避免那些无法预料，无法控制的突发事件的发生。对于这些，我们既要推进科学水平的发展，同时也要建立起更多像桑枣中学这样的“笨办法”，才可能真正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大道理落到实处。简而言之，一个安宁、详和的社会，离不开打满“补丁”的应急机制。

大河报

▓禾刀

审计署今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披露了对16个省(区、市)的54个县(市、旗)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调查结果。审计显示，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中新网7月4日）

挤占挪用，至少说明这么两个问题，一是一些地方的县级财政经济仍旧相当困难，二是教育经费管理比较混乱。而隐藏在这两个问题背后的真正症结，其实都应归结于对公办义务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一些地方的义务教育之所以引不起足够重视，说穿了还是一个“利”字在作怪：当减免义务教育经费逐渐在各地得到落实后，公办义务教育因为不收学费，失去了搭车收费的便利，义务教育从过去少数开支，变成了现在的大头开支，令地方财政倍感压力。

与公办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混乱和“萎靡不振”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各地对非义务教育的高级中学教育往往更舍得投入，财政经费也很有保障，师资力量也比较雄厚。前几年，有地方就曾因为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某教育负责人被地方领导端掉了乌纱帽，就因为高考在地方领导眼里，是衡量地方教育工作政绩的一条“硬杠杠”。

此消彼涨。当义务教育经费越来越像“唐僧肉”时，却是公办义务教育正被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蚕食”。在江西余干县，近几年出现了公校学生大规模流向私校的奇怪现象。当地政府为了减轻“吃饭财政”的压力，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与政府一起担挑教育重荷（南方都市报2月15日）。从余干的政策导向不难看出，在减免义务教育经费背景下，对“唯GDP”的政府而言，多一个学生就要多承担一份教育开支“义务”，而如果学生被民办教育有效吸收，不但可以最大限度节省这份开支“义务”，还可以通过鼓励民办教育，实现教育产业化，创造更多的GDP，实现税收。

私立学校对公办学校取而代之，未必所有人都叫好。当公办义务教育江河日下，许多有钱人或想让孩子通过读书“有出息”的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往学费高达数千元的民办学校，而另外一部分没钱的普遍人，则只能把孩子丢在公办学校。由于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较差，管理较为混乱，与其说是读书学知识，不如说是孩子们走上社会前的一个托儿所。许多孩子也知道并这样憧憬着，读书并不重要，等待自己的，无非是几年之后像父辈一样外出打工挣钱，沦为新一代的农民工。

审计报告为我们揭开了减免义务教育经费之后，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处境尴尬的一面。按照惯例，接下来肯定会对这些地区的问题进行大力整改，但在整改的同时，更深层次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那就是，农村公办义务教育到底应该摆到怎样的位置上，怎样确保教育经费的落实，还有教学质量不会出现滑坡，千万不能让减免学费变成了农村公办教育的滑铁卢。

▓禾刀

“政府官员出席企业的商业活动，其实里面大多有利益关系。”在一家企业公关部工作多年的王小姐私下对记者说，“官员出席企业的新产品发布会、庆典、展示会、洽谈会、剪彩、揭幕、首发式等商业活动，一般都有出场费可拿，这是‘潜规则’，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调查发现，目前政府官员“走穴”参加商业活动的现象比较普遍。（《瞭望》新闻周刊7月2日）

无利不起早。“走穴”当事人祭出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漏洞百出。单究其本质，在这种商业活动中，商家以极低的成本，巧妙地通过出席活动的政府官员，提升了自己的社会信誉等级，这其实是一种公权信誉的无形透支，或者叫变相权力寻租，说轻点是给人误导，说重点是拿公权信誉变现，一个赤裸裸的商业交易。

百度百科对“走穴”的解释还停留在过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演艺界出现的新名词。所谓“走穴”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走穴”是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显然，“走穴”是一种无纪律的谋利行为，早已为公众所诟病。如果把这种解释里面的演员换成政府官员，也可以准确地概括政府官员“走穴”行为的本质，“走穴”并不是什么擦边球和钻政策的空子，而是“无纪律的谋利行为”，并“为公众所诟病”。

其实，“走穴”不是我国政府官员的专利，发达国家并不鲜见，有两个人比较为我们耳熟，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从2002年和2005年，克林顿先后两次分别来到深圳和郑州“走穴”，共揣得50万美元。而去年布莱尔的一次东莞之行，便轻松揽得50万美元。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二人“走穴”是在下台之后，照章纳税，规规矩矩。对此，武汉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谭君久教授认为，西方领导人卸任后就是一介平民，权势尽失，保留的只有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他们依靠个人影响力从事商业活动无可厚非。说白了，他们的商业行为不致影响公权。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与西方领导人下台后“走穴”赚钱过日子不同的是，国内政府官员“走穴”许多还在位，有的岗位甚至本身就与商业机构存在着密切地监管关系。有的即使不在位，要说过去以及将来都没有和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商业单位向政府攻关，还真让人难以信服。

有人也许会讲，政府官员“走穴”没有拿公权做交易，言即没有批条子给政策。抛开公权信誉的问题不谈，在我们这个强势政府里，有的政府官员官僚主义严重早就不是什么新闻，这些人好事可能办不了，但他要是拖拉一下，那些视利益最大化的商家岂不知利害。如此，小施恩惠，行个方便，已然形成一种基本的“商道”。

与其说政府官员的这些“走穴”所得还不够腐败立案级别，倒不如说，这是我们社会的反腐机制对腐败行为一再妥协后生出的“恶之花”。如果我们对腐败行为也像香港那样实行“零容忍”，摆在我们眼前的，不会是政府官员对商业活动的趋之若鹜，反倒恐避之不及。我倒很盼望，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是靠权力“走穴”，而是在卸任后，凭借自己曾经的丰富工作经验、渊博学识，以及深厚的思想发挥余热，像克林顿或布莱尔那样，把钱赚在明处。

燕赵都市报/山东商报/半岛晨报/南方时评

 ▓禾刀

 说来惭愧，如果不是因为石康接二连三地炮轰刚刚闭幕的白玉兰奖，本人确实只知道一个名为《奋斗》的电视剧，而不知编剧就是这位石康大人。

 这年代，一旦能与炮轰沾上点边儿的，往往会一鸣惊人。炮轰的对象越是有名，这惊人效应便越乏明显。石康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总体来看，第一篇博文的火药之猛烈全是为吸引眼球，锣鼓敲响了，观众到场了，后面两篇便明显要温和得多，但对《金婚》与《士兵突击》的成见尚存。

 作为一个奖项，如同石康眼中的零和游戏，有人得奖，自然有人得夹着光腚回家，但奖项之外，批评的声音却是万万缺少不得的。就事论事地来看，我并不觉得石康所言一无是处。《金婚》与《士兵突击》确实不错，本人也很推崇，但这两部作品也绝非完美无暇，有人能够站出来批评，本当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更何况这种批评来自于竞争对手，这总比一个声音评价，更有利于我们电视剧制作质量的提高，批评使人进步嘛！

跳出就电视剧争论的小圈圈来看，虽然这几年国产电视剧的质量有所起色，但电视剧的各类奖项仍然缺乏一些批评的良性氛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而一旦哪部电视剧收视飘红，形成一批固定的粉丝后，反倒是挨不得，碰不得，批不得，无论圈内还是圈外人士也往往慎于言。

 作为圈内人，石康发泄一点对评委们的不满，倒也不见得是多大的一件坏事。这些年来，评委工作确实是我们的老大难，包括先前张纪中那些莫名其妙地坦白，在我们的评奖工作中，评比操作机制欠科学性，结论欠公信力的现象并不鲜见。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总是一团和气，硬要装出一副言听计从的伪绅士作派，这倒未必就是国内电视评奖制度的幸事。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批评者恰恰是作品有着不错的收视率和反响，但却在白玉兰奖上落了榜的石康。在白玉兰上，《奋斗》成了什么也没能捞到的“光头司令”，相信许多人都不曾料到，评委们竟会如此干净利落。正因有此背景，石康难免被人讥讽成“没吃葡萄说葡萄酸”。不过，如果石康不站出来说这葡萄有点酸，还有没有人肯站出来，发表一些逆公众之耳的言论呢？

 替石康说了一席子好话，其实也有一点担心：假如《奋斗》得了大奖，相反是《金婚》和《士兵突击》抱回个郁闷的大金蛋，石康是否还能如此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否有勇气接受《金婚》和《士兵突击》编创人员的那些非议之言呢？

深圳商报

    天水高考舞弊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山东阳谷县农业局副局长霍继刚已向警方投案，并于6月30 日被押回天水。霍继刚涉嫌组织特大跨省高考舞弊案被曝光后，其原来的上司——阳谷县农业局局长燕兆启也被“牵连”。6月29日，继副局长霍继刚被免职以后，山东阳谷县农业局局长燕兆启也被宣布免职，但当地政府没有公开该人事任免的具体原因。（7月1日《长江商报》）

 
    对涉嫌高考舞弊案的责任人及时予以免职，这体现了制度的严肃与较真。但是，这种免职能否成为究责的起点，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免职早已走出正常调动的狭隘范畴，异化成对党政干部“过错”的一种处分。然而，免职根本就不是什么行政处分。

    用百度搜索“免职”词条，得到搜索结果307万条，足见免职一词使用之广。免职，就其本义来讲属中性词汇，指依法享有任免权的机关按照法律或制度规定，免去某人所担任职务的行为。不少组织部门发布干部任免通告时，也常常引用此词。颇耐人寻味的是，如今组织部门进行正常干部任免时，往往还会加上“另有任用”一句。

    目前，对党政干部的问责处理依据主要有两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条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规定，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作为明确责任追究的重要条文依据，二者都没有免职就是处分的内容。可见，免职不能代替行政处分，更不能成为被处理对象卸责的挡箭牌。

    既然免职不是一种处分措施，为什么一些地方却又乐此不疲呢？这里面颇有玄机。如果作为先免职后处理的一种应急性措施，对问责干部先免职确有必要。问题是，免职常常被视为一种看似处分却又不是处分的处分，成为一些组织在考量处分标准时的重要减轻因素，有的甚至把免职当成一种应急公关机制，只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待。而按照《公务员法》，干部一旦受到处分，提拔任用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免职既然不是行政处分，那么即使暂时拿掉官帽，从制度上讲还有重新戴上的可能，也就为堂而皇之地委以他任提供了口子，成就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调离处分”，这恐怕也是华南虎事件中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能“开心生活，开心享受”的关键所在。

    所谓免职处分，其对党纪国法威信的损害自不待言。纠正这一错误倾向，既要严格依法依规，还要强化有关制度建设，比如对免职干部的调查确定时间表，对有关规定或法律进一步细化，从制度上杜绝漏洞。总之，不能让免职成为某些领导干部卸责的制度性后门。

新华网/长江日报/时代信报/南方都市报/海南日报 

▓禾刀

近一年来，一场有关深圳房价会否下降的打赌，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主角是北大教授徐滇庆和财经评论人牛刀，徐滇庆主张深圳房价不跌，声称如果他输了就登整版文章“道歉”。临近最后期限7月11日，徐滇庆表示，深圳房价每一个月都在涨，“我不用道歉”。（北京晨报6月30日）

一年前，徐滇庆是如此地斩钉截铁：“我们不妨再豪放一点——如果明年(2008年7月11日)深圳的房价比现在(2007年7月11日)低一分钱，我一定在媒体上用整版篇幅向深圳市民道歉”。一年后，深圳房价下跌不但成为社会普遍共识，有关方面更是拿出了权威数据，确证房价下跌的事实。可面对“铁的事实”，当初坦言“再豪放一点”的徐教授，不知何来的底气，竟坚称“不用道歉”。

说到打赌，想起了这么两件与“打赌”有关的趣事。2002年11月22日，美国上百万电视观众看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球星查尔斯•巴克利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亲了一头驴的屁股。此前，作为嘉宾的巴克利说，如果姚明在本赛季任何一场比赛中得分超过19分，他就当着电视观众的面亲吻主持人肯尼•史密斯的屁股。结果，姚明在对湖人队的比赛中拿下20分。另一则是，6月11日，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就2000年来“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一事，公开向读者道歉。

巴克利亲驴屁股虽极不愿意也倍感丢脸，但最终还是兑现了诺言，由此见证了美国人较真和“讲信用”的一面。而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并未跟任何人设过赌局，只是因为台海关系的事实，打破了他此前作出的结论。道歉虽然不改他判断错误的本质，但折射其治学的严谨与求真的学风。

同样作为一名学者，徐教授的见解并非毫无道理，其实不单单是他，近两年来，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对热钱的迅速涌入表现出极大担忧，由此出现了一批“唱红”房价的经济学者。但眼前的现实是，深圳房价的的确确出乎这些经济学者包括徐滇庆教授的意外。从治学角度来看，深圳房价下跌事实证实了徐教授判断错误，但这也并不可耻，学术研究本来就有失误。从另一角度讲，也许正是这些对热钱影响的过度担心，才促使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及时稳定了房价。

强调徐滇庆教授的道歉承诺，并不是非要跟他过不去不可，而是作为一个敏行慎言的学者，对于自己的言论，应该有承担后果的勇气，否则，又凭什么去博得公众的信任呢？学者本来就得讲究点骨气，这好比刚刚被打得现了原形的“周老虎”，如果当初那些鉴定的学者真正本着学术原则，又怎会成为“帮凶”，给网民留下笑柄？但愿徐滇庆教授别步“周老虎”后尘，要知道，公众现在对打虎既有心得也有勇气和耐心。

 每日经济新闻/合肥晚报

▓禾刀

“解决目前大城市道路拥堵和‘出行难’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公交优先战略，‘免费公交’是一个提高公交出行率的思路，希望政府可以在部分有条件的市进行试点。”在6月27日召开的江苏省政协十届七次主席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江苏省委主委黄因慧提也建议：要真正实现公交优先，吸引市民多坐公交少开私家车，就应该将公交作为一种福利，建议在有条件的城市进行免费公交试点，在试点基础上再逐步推向全省。（扬子晚报6月28日）

抛开政府财政能否承担得起这样庞大福利开支的问题，单就免费能否吸引市民改变出行方式而言，也很成疑问。对有车一族（且不谈庞大的公车群体）而言，公交车免不免费根本不具备选择的优越性，相对于日渐爬高的油价，几元钱的公交车票开支了胜于无。目前私家车还只是早富群体的鲜有之物，买得起车的自然烧得起油，烧得起油的自然不太在意这几元车票钱。

就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城市提出的公交优先思路来看，主要着力点放在：加大基础建设，提高公交系统的网络覆盖率；建设公交车专用车道，提高公交车的运行速度；更换老旧公交车，提高公交车的舒适度。

应该说，这三点都有助于大力提升公交车作为城市交通“主筋骨”的形象，但众所周知，公交专用车道的建设尤其是繁华地段，并非朝夕之间所能至。况且，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包括南京公交车的载客量也无法做到全天候地稳定，节假日和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挤人，有的连关车门都难。虽然有的城市正在作出公交车不超载的尝试努力，却立马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并不是公众不想坐得更舒适一些，而是各方面条件还远不具备。当速度和舒适度还不能大力提高时，仅在几元票价上动脑筋就显得有些徒劳了。退步讲，如果在出行方面公交车真的具有很大竞争优势，那么首先吸引的很可能是出租车乘客。

当然，这并不是说改变私家车主出行方式的努力毫无可为，而是不一定非要拿这几元票价搞什么“价格战”。就长远来看，关键还是在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人性化建设，让公众出行更方便，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国外许多城市借助此轮油价攀高之机，加强了城市专用自行车道的建设，有的城市还推出了免费租借自行车，既有助于环保，又减少私家车出行，还有益于健身，可谓一举三得。

中国保险报

“周老虎”现原形，“三颗人头”安在？

▓禾刀

真相终于来了，迈着蹒跚的脚步，结果老套得没有一点想象力：6月29日，陕西官方通报说，经查实，周正龙拍摄“华南虎”照片系用老虎画拍摄的假虎照。目前，周正龙已经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作为“挺虎派”的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孙承骞分别被行政记过处分，并被免去副厅长职务；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被给予撤职处分。（中国新闻网6月29日）

“谢谢CCTV，谢谢MTV，更要谢谢周正龙TV”，从去年10月12日起，“周老虎”一声吼叫天下闻。八个半月以来，离奇的情节，搞笑的伎俩，娱乐了广大网友和群众，扼杀了无数媒体的版面，甚至引得著名华人鉴定专家李昌钰也忍不住来上一个“扑哧”。此时此刻，笔者最为担心的是，当事情已经大白于天下，当初“打虎派”与“挺虎派”之间契约设赌的“三颗人头”是否安在？

遥想当时，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以人头担保照片真实无疑，做假也不心虚的周正龙居然敢信誓旦旦：“照片若有假，把我的头砍掉”。鉴于此景，“打虎派”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傅德志轻松地呈上了自己的“人头”：“我也敢拿人头担保”。围绕一张纸老虎，“三颗人头”就这样送上了媒体的头条，并娱乐了大众。如今，照片真假已然澄清，理论上讲，只剩下傅德志的人头可保。

虽然王万云被撤了职，周正龙身陷囹囫，但在当初，他们心里想必也是知道的，即使那些造假的照片现了原形，自己的人头断然是不会落地的。一来他们没有数百年前西方决斗士们那种签下生死状后，以命相博的豪迈勇气；二来文明社会的法律也不允许。所以，人头赌局即便挂在嘴边，充其量只是自我输送一点“死硬”到底的底气罢了。

要说，“周老虎”事件得以尘埃落定，倒不是网友真的有多神奇，而是一件本来漏洞百出，演技拙劣的丑剧，居然在权力的依附下，强被人指鹿为马。可笑的也不仅仅是那个原本普遍得不能再普遍的猎人周正龙，而是有关部门此前施放出来的关于虎照的利益诱饵；可笑的还有，当地有关部门宁愿牺牲政府的公信力，对此事一拖再拖；可笑的还有，本来有义务澄清真相的当地媒体，不知为什么在此事中一直保持失声之态……

在文明社会里，人头担保当然是不合法的，所以“三颗人头”中的无论哪颗都得保住。保住“人头”，不仅仅因为我们要尊重法律，还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确实需要这样一个个供人反省的“活化石”。否则，有的人就是不长记性，经不起诱惑，没准猴年马月之后，再次煞有介事地祭出几颗人头马头牛头什么的，继续以娱乐的方式，愚弄朴实善良的黎民百姓。

河北青年报/重庆时报/法制晚报

▓禾刀

6月26日，财政部下发通知，就2009年至2010年党政机关出差和会议定点饭店政府采购工作做出安排，要求出差定点饭店以三星级以下（含三星级）为主，原则上标间价格控制在300元以下。会议定点饭店的房间、会议室、会议餐费等协议价格，以中央级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为采购上限。根据国家规定，党政机关人员出差，副部长级人员每人每天可报销600元、司局级人员每人每天可报销300元、处级以下人员每人每天可报销150元。（新京报6月27日）

这类规定并不鲜见，有的甚至明确了“四菜一汤”接待标准，但多少次腐败行为不是通过一扇扇“原则上”的政策后门，轻松地卸掉了原则的束缚。相比那些诉诸法律的重大腐败案例，像差旅这类超标准的腐败往往单次数目不是很大，但在庞大公务员队伍的基数面前，数目又往往非常惊人。

在差旅腐败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会议腐败、吃喝腐败、娱乐腐败等“腐败套餐”。这些腐败跟差旅腐败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小腐多餐”，违规而不违法。据称，我国一年仅吃喝腐败就浪费3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虽尚存争论，但这些“腐败套餐”的浪费惊人已是不争的现实，公众对此也深恶痛绝。

6月25 日，日本财务相额贺福志郎宣布返回20％月薪，为财务省所属公务员打车收“回扣”丑闻承担责任。此前，该国13个中央省厅的502名公务员从出租车司机处接受过各种形式的财物，包括啤酒、茶、糖果点心、购物券、现金等，而财务省是“重灾区”，约380名公务员前后收受司机现金“回扣”188万日元（约1.77万美元），累计收受财物1.16万次。按人头计，人均不足47美元（合约人民币320元）；按次计，每次1.53美元（合约人民币11元）。区区十几元数百元，这要是放在我们有的地方，估计连违规都算不上，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对“小腐多餐”行为的高度重视与较真劲头。

那么，对“小腐多餐”的现象当怎样重视？应该说我们现有制度中不乏这方面的规定，作为惩戒重要依据的《公务员法》第五十六条确实规定有开除的选项，但在开除之前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共五级。如此看来，开除一名公务员还得“过三关，斩五将”。如果一名公务员因为“吃点、喝点、住点”挨个警告和记过什么的也许有，但记大过、降级、撤职的便鲜有听闻，除非有的经不起“酒精考验”壮烈牺牲，拔出萝卜带出泥，这才导致一些人“倒霉”。事实上，“小腐多餐”虽饱受公众指责，但在具体依规惩戒时，往往讲感情的多，讲原谅的多，到头来安然无恙的多。

任何防腐措施都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反腐本来就有一定的滞后性。就当前来看，遏制“小腐多餐”式公务腐败的最根本一点在于，需设立更具威慑力的惩戒机制，其中就包括退出机制的建立。就像日本的“打车丑闻”那样，“小腐多餐”现象一经发现，必然有人承担责任，甚至可以考虑因此而退出公务员队伍。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了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笔者期望，在这一《规划》的强力打击下，那些打着“大法不犯，小规不断”的“小腐多餐”现象，最终能够从公务员队伍中销声匿迹。

 燕赵都市报/合肥晚报

▓禾刀

“目前国土规划部门已开始进行前期调研工作，准备在深圳东部，包括大鹏半岛在内，建设一条滨海的自行车专用道路，供深圳市民休闲、健身和旅游观光。”6月25日上午，深圳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邹卓钢在“2008年红牛杯深圳股市粤港澳自行车邀请赛”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深圳商报6月26日）

2006年底，深圳市首条16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系统完工，自此，拉开了深圳市自行车道建设的序幕。然而，与世界上那些极力倡导自行车出行的城市相比，身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经济发展较快的特大型城市——深圳的自行车道建设步伐仍显蹒跚。

20多年前，我国是世界上当仁不让的自行车王国；20年后，真正的自行车王国却是人口只有1600万的荷兰。荷兰的自行车拥有量高达1700万，人手一辆还多。自行车在荷兰之所以盛行，除了公民环保与健身的良好习惯，更得益于完善的市政基础设施。该国法律对自行车道的标准、规划、建设等各方面都有详细地规定。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目前有8万至12万市民使用自行车出行。为进一步鼓励市民骑车出行，该地政府即将在市中心开辟专门的自行车道，估计此举可能使用自行车出行的居民人数增至20万。骑自行车一直被人们赋予节约燃油的特别意义，但世界产油大国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最近却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道，建设自行车环城线路。

除了深圳，国内也有一些关于提倡自行车出行的新闻跃入眼帘。自5月1日起，浙江省杭州市在西湖景区、城北、城西等地投放2800辆公共自行车，游客和市民可以在这些地方免费使用自行车骑游“天堂”。免费使用当然是好事，但此举的意义显然更多倾向于旅游，而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环保与健身。更令人关注的是，这种方便能否轻松复制到其它地方。

就眼下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道路虽然越建越宽，立交桥越来越多，但自行车道却越来越少，在有的城市甚至销声匿迹。当我们一方面在抱怨市民文明素质不高，另一方面却极为推崇“车辆优先”的市政建设理念，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基础设施奇缺。文明并非没有社会成本，客观上的不方便必然制约公众骑自行车出行的选择，也会“逼”着骑车者变得不那么文明。

面对居高不下的油价，全社会风声鹤唳，无论从节约燃油还是环保健身角度考量，自行车都有重新纳入公众出行主要交通方式的必要。但改变一种出行方式，不仅仅在于宣传和呼吁，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完善城市内部的自行车道交通网络和停车等辅助设施建设，让自行车骑行从城市交通的弱势角色，变得更有身份和地位。想想也不难理解，当自行车骑行变得更方便更快捷时，自行车才会更多地回到久违的生活之中。